第四天我单场嬴到八万，那天的牌路好得出奇，几乎整靴牌都是连势，出了五六个庄马上出七八个闲，接着又是连庄，如此循环往复。

我乘势把注码从起步三百的基注拉高到五百、八百、一千、两千、五千。

眼看着自己面前的注码越来越多，我恍忽间有种撒网捕鱼的感觉——信手把网撒出去，总能能收获到一些鱼虾蚌蟹。

　　等到这靴牌结束时我粗略算了下大概有八万五的赢利，我琢磨想着何不趁势赢到十万，然后就结束这次的贝者场之行留一两天时间在澳门好好玩一下。

也许在这么想的当儿我的心理已然发生了变化。

新一靴牌开始时在牌路还没有任何规律或者趋势可言时，我就迫不急待的下了五千押庄，结果却开出闲。

这靴牌前面都是庄庄闲庄闲闲的短路牌，原本我是不应该下重注乱博的。

麻将对于中国人不仅是一种游戏，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麻将文化起源于中国，盛行于四川，但你知道吗，早在1920年，它就漂洋过海，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很多孔子学院 ( Confucius Institute ) 纷纷开设了麻将课程，将我和了 ( I hu-ed )、吃 ( Chow ) 、碰 ( Pong ) 等简短有力的习语，原汁原味地照搬上西方麻将桌，教授外国人怎么打麻将。

但我心里想的只是再赢一万五就达到十万的目标可以收工休息了，所以我想先下五千，赢后翻倍下一万，两把就能搞定。

我把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什么的完全抛诸脑后了。

这五千押庄出闲输了后，我马上又押了一万的庄。

我不仅想把刚才输掉的五千打回来，而且还要完成这注原本应该营利的五千。

因为前面一直是短路牌而这会已经连出了三个闲所以我很坚定地继续追庄。

结果出来的又是闲！这么着我两把下来我就输了一万五。

若是在常规场次，一万五我差不多要忙活一天才能赢到，因为我常规的基注是三百，中注八百，最大注才两千。

但是这会我根本管不上这些。

眼见连出了四个闲我心里莫不是要出一个长闲。

于是下一把改下一万的闲，想着把刚才这把的损失补回来。

这把闲直接开出8点，我一看心想总算打中了一把，但庄摊开牌后居然是6加39点。

这让我非常火光，准备干脆一把下注三万博一下，转而一想又觉得太唐突就暂停了几把。

　　我憋着股怒气看别人下了几把。

一个打扮得很妖艳的少妇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一直打跳，结果真的连开了几把跳。

我想起以前听到过的看灯法，心想这女的莫不就是个明灯？于是也跟着她打跳，每把只下五百，结果他妈的连赢了三把。

百家乐有时候很磨人，你下狠注的时候不赢你不怎么抱希望下小注时它偏偏连赢。

眼看着跳势这么强，我心想总算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于是在第四把直接下了三万。

那少妇原本每把都下两千的，见我跟注下这么猛就赶紧降低到五百。

有些老贝者棍忌讳很多，他们担心突如其来的大注会把好运赶跑。

我不以为然地看了她一眼。

她的运动衫外套开领非常低，两个半球挤出一道深沟。

不得不说她的奶子确实很白，有点骄傲地挺在那。

　　那天回到黑沙青年旅馆时天色尚早，我就随性去海边走了走。

其实黑沙这片海滨风景一般，它的特色是沙子全部是黑的而不是寻常的金黄。

走在黑色的沙滩上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你是走在充满淤泥的河边而不是海边。

傍晚磅礴的海水和落日交相辉映，这让我想起梅城边上的资江，也想起顾海。

顾海在休学的半年里开始着手研究梅山文化，待他复学时他的学分并没落下多少。

相反因为一些颇具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他得以提前...

　　这会我非常想跟个熟人说说话，哪怕只是些无关痛痒的废话也好。

其它我觉得澳门景色一般，如果不贝者的话根本没什么可玩的。

　　“那是。

如果非要旅游的话我就喜欢来香港澳门这种地方。

酒店、商场、公园，到处都干净明亮、井然有序。

”说完她弯腰捡起两个贝壳，把玩一下后把其中一个大的递给了我。

　　“你这种看法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我答道，同时在思索那部小说的名字。

“就是《在帝凡尼进早餐》，你看过吧，卡波蒂的？”

　　这书改编的电影我倒是头一次听到。

我不太喜欢他们把这种小说改编成电影，他们会刻意搞出一些不相干的情节来。

好的小说可以不要什么情节，但电影不行。

不管怎么样我其实挺喜欢那里面的女主角。

我在想这些年梅山外出谋生的女孩们也许有很多有过跟她同样的愿景和遭遇吧。

　　“我刚才的说法跟她那种山野里跑出来的人的愿望其实差别蛮大的。

”林秋宜解释道，“她们处心积虑地想要过上一种由财富带来的具有安全感的生活，而我则只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不要出现什么不尽人意的差错，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市都生活的便捷高效和可靠。

比如说搭地铁吧，你总能清楚的知道下一站是哪儿，要多久才能……”

　　我推测她的家境应该蛮不错，至少比我要强许多。

其实我的家境也不算差。

我父母老早年就开始跑客运也挣了一些钱，尤其是这几年父亲跟人合伙搞建材生意后我们家在钱财方面更加宽裕起来。

况且我哥哥在深圳搞山寨手机也发了点财，陆续在那边买了好几套房子，也算事业有成。

但不知为何，他们越是富有得势反而越发显得我自己的贫乏。

就一个男人而言，他们的财富仿佛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甚至是对我的一种嘲笑。

　　“就是那次朗诵会的那首，叫什么来着——《抑郁症》！”她兴奋地嚷道，“那首诗奇特的地方就在于全篇仿佛都在叙说一个跟抑郁症毫不相干的传说，结果却非常含蓄地把抑郁症的本质表达出来。

我特别中意这种手法！”

　　顾海的那首《抑郁症》读后确实令人心感戚然，但我之前倒没怎么留意过那里面的写作技巧——那些文学技巧和流派只会让我感到疲惫。

他诗中所说的不过是梅山地区一个由来已久的传说罢了。

说是传说倒还有点夸大其事，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

梅山地区七八月是伏旱天气，有时候我们那一带分明是晴朗天气，但上游山区却一直乌云密布，结果到了傍晚河里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起了洪水。

那种山洪暴发是非常恐怕的事，下游的人们一点准备也没有，很多堆积或者掠晒在河滩跟河沿上的粮食衣被等什物统统被洪水冲走，有时候连走失的小狗呀、在河滩上乱跑的猪呀甚至在河岸边玩耍的小孩都会统统被冲走。

这种毫无征兆的山洪每隔几年就会暴发一次，每每碰到这种情况梅山地区上了年纪的人就会跟自家的小孩说深山里面有龙要出海了，所以才会发这么大的洪水。

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顾海跟祖父其实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都非常集中地继承了梅山千百年来的巫魂灵气。

如此一来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只有顾海这么一个真正谈得上是朋友的朋友，原来我把自己小时候对祖父的依赖和信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祖父年事已高，况且他原本就是梅山的神巫，所以他身上那种气质有一个完满的归属。

而顾海却还年轻，他不得不走出梅山应对外面的世界。

就算他不出来，梅山也会沦陷。

现在我总算明白为何刚上大学那会顾海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抑郁。

这么想着，我多少能理解那会顾海写这首诗的心情了。

　　由此我不禁佩服他不但能挨过那段时光反而沉淀得比以往更加坚韧。

也许在独居梅山的日子里他找到一种让自身这种气质得以安放的某个角色，某种类似于守灵人的角色，所以他现在才能如此专注地研究梅山文化吧。

　　“基本上不写。

”我如实答道。

我本想跟她说《抑郁症》并非我自己的作品，但又觉得解释起来太麻烦。

“我觉得这个年头真正的写作已经很难再发生了，根本无从下手。

你既不知道怎样的形式和内容才算真正有趣，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在哪里会被一群怎样的人阅读。

所以无从下手。

”我字斟句酌地说。

　　其实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

虽然念了中文系但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的要靠写东西来混饭吃。

那种念头只会让我更加难受和疲惫。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写下去，至少可以写点诗。

就算当成一种娱乐也好，总有一两个朋友会喜欢。

”她语气缓和地说着，“总比，总比什么也不能做要好吧。

”

　　她说什么也不能做时的语意我是理解的。

她是站在我们都是中文系的学生这点来说的。

如果说中文系的学生真的连半点跟文学相关的事情都做不了，未尝不是一种悲哀。

　　我们一起回到黑沙青年旅舍。

她订的是个单人间。

我则一直住在有四个床位的房间，不过接近年底这会纯粹来澳门旅游的青年人倒不多。

那个四人间其实也就住了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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